洪武四大案哪个是冤案（洪武四大案前后顺序）

明初四大案指的是哪四个案件？都是冤案吗？

明初四大案亦称洪武四大案，分别是洪武十三年(1380年)的胡惟庸案，洪武九年或洪武十五年(1376年或1382年)的"空印案"，洪武十八年(1385年)的郭桓案，洪武二十六年(1393年)的蓝玉案。

主导者是朱元璋，其目的有排除异己、加强统治、整顿吏治、惩治贪污等，可谓是公私兼备。

"空印案"

明朝时，地方每年都需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并核对财政收支账目，地方所呈报的账目必须与户部审核后的账目完全相符才能结算，但凡有一项不符就必须退回重新造册。

因为账目繁多复杂，难免有不一致的时候，这样一来，办事官员就必须多次返回原地盖章，古代的交通不便，往返路途遥远，耗时耗力，一来一回，几个月就过去了，所以地方办事官员都会提前准备好盖过印的空白账册以备不时之需。

这是从元朝开始就沿袭了上百年的惯例，朝廷也一直没有明令禁止。但是，朱元璋得知这种做法后却勃然大怒，怒的是各级官员不照章办事，可能引起上下官员一起贪腐，是欺君重罪。

朱元璋想规范化办事流程，取缔“先印而后书”的官场潜规则，于是痛下杀手，主印官员(即掌握印把子的人)处死，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远方。地方受到牵连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，明朝大儒方孝孺他爹方克勤就是因“空印案”而死。可见含冤而死的不在少数。

《明史·刑法志》和吴晗的《朱元璋传》都认为朱元璋在空印案中杀人数万，而方孝孺在《叶郑传》却说空印案中被杀人数不过数百。

胡惟庸案

胡惟庸，明朝官方认可的最后一任宰相。朱元璋是个很专制的皇帝，不愿意让任何人代替他对国家事务做决定。而胡惟庸对权力也很执着，过于独断专行，许多生杀黜陟等重大案件，他往往不向朱元璋请示，就擅自加以处理。引起朱元璋的忌讳，认为朝中有一批人在支持胡惟庸，才会让他有这么大权力和胆量来做这些事情。

洪武十二年(1379年)九月，占城(今越南南部)来贡，胡惟庸和当时的右丞相汪广洋等人匿而不奏，结果被太监告发。洪武十三年(1380年)正月，涂节自首上告胡惟庸谋反。明太祖随即下令逮捕胡惟庸、陈宁和涂节等人，并以"枉法诬贤""擅权枉法""蠹害政治"罪加以处死。

胡惟庸被杀后，此案并未了结，他的罪名也在不断升级。又加上了"通倭"、"通虏"和"谋反"等罪名，并不断牵连、扩大化。

此案就像开了一个流血的口子，之后十年间，只要是与胡惟庸有过联系的，全部都以此为借口处死，夺爵。李善长、陆仲亨、唐胜宗、费聚、赵庸、金朝兴、叶升、毛麒、李伯升和丁玉等人，都因与胡惟庸有勾结而被处死 。

十年前处理胡惟庸谋反，是为了取消相权，十年后，则是为了排除异己，为皇孙上位做好铺垫。可谓冤死者甚多。

郭桓案

洪武十八年(1385年)，朱元璋怀疑北平承宣布政使司、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李彧、赵全德伙同户部侍郎郭桓等人共同舞弊，吞盗官粮，于是下旨查办。

小小的户部侍郎郭恒居然贪污了，明朝一年的收入想想也觉得似乎另有蹊跷。

因为大户，粮商，富户等被贪赃者要求补了空，朱元璋在《大诰》中明确质问了这些贪污者你们向商人大户借粮用什么来还？但是这些被逼无奈补空缺的大户粮商富户却被定罪为了协同者，遭到了杀头抄家的命运。

而这个案件更像是朱元璋剪天下富商，地主阶层的羊毛。从六部以下，杀了三万余人，搞得当官者人人朝不保夕。

蓝玉案

洪武二十六年(1393年)，朱元璋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大将军蓝玉，蓝玉可谓明朝洪武年间最大功臣。朱元璋借蓝玉案彻底铲除了将权对皇权的潜在威胁，将军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。平时与蓝玉有关系较好的许多将校，也都被定为"逆党"，遭到了抄家灭族的下场。因这个案件而被诛杀者多达1.5万人，军中的骁勇将领差不多都被杀戮殆尽 。

至此，朱元璋只相信他的儿子们，他们手中兵权才会让朱元璋放心，而外人不能掌握兵权，对朱家天下有丝毫的威胁。

而这些冤死的英魂，都是为朱家打下天下英雄。

血流成河、斩杀数十万官员的洪武四大案是怎样的？

洪武四大案分别是胡惟庸案、空印案、郭桓案、蓝玉案，分别发生在洪武十三年、洪武九年、洪武十八年、洪武二十六年。

胡惟庸被杀是因为他掌权之后，太过目中无人，甚至有的时候还无视朱元璋，最终惹怒朱元璋被杀。胡惟庸这个人有点傻，没有刘基和李善长看明白许多事情，在他干掉刘基之后，他以为自己就是胜利者，其实不然，谁能够取得胜利，都是朱元璋操控好的。于是，胡惟庸越发猖狂起来，不断排挤其他官员，更为过分的是本来要送到朱元璋手中的奏折却被他拦截下来，这些事情朱元璋并不是不知道，只是忍着罢了，目的就是为了废弃宰相制度。后来，朱元璋终于忍不了了，抓住机会将胡惟庸给杀了，借此将宰相制度也废除了。

空印案其实是一件冤案，这也是当时财务制度的缺陷造成的。在当时，地方每年的财务报告都要上交到中央，但是遇到一些粗心的官员会搞错，这样的话就要来回往返的跑，距离近一些还好，远一些的来回要好几个月，这就很麻烦，于是就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印空文册，这件事朝中上下都知道，就是朱元璋不知道，后来朱元璋知道后十分愤怒，就将全国主印的官员全都给杀了。在杀了的人之中不乏一些清正廉洁的好官。

郭桓案是一件贪污案，就是因为他贪污了大量的钱财，金额十分巨大，影响也十分的远。朱元璋向来十分讨厌贪官，而且郭桓贪污不择手段，数目触目惊心。后来经过追查，发现牵连的人遍布六部。朱远璋也是非常的果断，将六部除了尚书侍郎之外全部杀光，不仅如此，受牵连的地方官员也全部杀光，因为这件事朱元璋杀了至少万余人。

蓝玉案是因为蓝玉自以为功劳很大，做了许多恶事，而且还走私盐，最终引发朱元璋不满被杀。蓝玉在军营中擅自废除将校，有的时候还不听朱元璋的命令，后来因为擅闯喜峰关被朱元璋猜忌。后来锦衣卫告发蓝玉谋反，朱元璋一怒之下杀了蓝玉。

 

洪武四大案胡惟庸案：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牺牲品，胡惟庸死的有点冤

1368年，大明建国，曾经的和尚、乞丐朱元璋神奇般地做了皇帝。在 社会 最底层摸爬滚打几十年、在波诡云谲的乱世中存活下来的朱皇帝，十分缺乏安全感，他怀疑一切，用审视的眼光看着周围的一切，生怕别人夺走属于自己的权力、财富。

但朱皇帝又很无奈，他不得不将手中的权力和财富分出一部分给自己的“兄弟们”，原因很简单，这些兄弟和他一起刀头舔血多年，自己的一切也都是兄弟们卖命打下来的。现在建国了，是该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，你老朱要是舍不得封赏，那我们就造你的反。深谙人性阴暗的朱元璋怎么能不懂这个简单的道理呢。于是，1370年，朱元璋一口气封了150位功臣为公、侯、伯爵，心里不愿意，但不得不封。

实际上，在讨论大明建国制度安排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为了官位让朱元璋十分不高兴，他就是李善长。朱元璋身边有两大势力集团，一是淮西派，这一派最早跟随朱元璋打天下，李善长是这一派的首领；另一派是浙东派，为首的是刘伯温。淮西派比浙东派势力稍微大一点，李善长功劳也最高，建国后安排工作岗位，丞相非他莫属。可李善长不知道犯了哪根筋，几次和朱元璋说他工作范围有点模糊，有些事不好管。这是变相的和朱元璋要官位，当然能让其满意的只有丞相一职。朱元璋心里的丞相人选也是李善长，但我给你是一回事，你李善长主动要就是另一回事，急不可耐地想和我分权，你什么意思？

李善长毕竟也干了十几年，居功至伟，朱元璋心里不高兴，但为了稳定和情面，最后还是任命李善长为开国丞相。但不满的种子却在心里种下了，并下定决心找个时机把所有分出去的权力拿回来，这也为后来胡惟庸案埋下了伏笔。

胡惟庸是李善长的老乡，小跟班，在朱元璋大封功臣的时候，胡惟庸只得到了一个参知政事的职位，就是丞相的副手，不过李善长却把胡惟庸作为自己接班人培养。在李善长的庇护下，胡惟庸官做得一帆风顺，加上他做事勤恳、谨慎，也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。于是，在李善长退休回乡的时候，向朱元璋推荐了胡惟庸作为丞相人选，但刘伯温却反对这个提议，这也成为胡惟庸后来害死刘伯温的动机。

1371年，在李善长的助力下，胡惟庸出任右丞，上司是原来的左丞相汪广洋。不过不久，汪广洋因为只吃饭不干活，被眼里不揉沙子的朱元璋踢到广东，胡惟庸顺理成章地升为右丞相，并且是独相，一直干到1377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胡惟庸站住脚跟后，开始贪腐、培植自己的势力，呈递给皇帝的奏折他要先看一遍，对自己不利的扣下不发，有些生杀大事不报皇帝自己做主办了。

眼睛明亮的朱元璋看着胡惟庸的表演，决定适时给他提个醒。1377年，汪广洋被从广东调回中书省担任丞相，分了一部分胡惟庸的权力。但是，汪广洋依旧是只吃饭不干活，任由胡惟庸继续一家独大，让朱元璋十分不满。1378年，朱元璋下令“天下奏折不得关白中书省”。“关白”是官员们给皇帝的报告，按规定要正本副本各一份，正本准备给皇帝，副本中书省和丞相先审阅，重要的给皇帝，不重要的中书省就处理了，这也是为什么胡惟庸能先于皇帝看到奏折，并可以自行处理的原因。朱元璋的意思很明显，所有奏折都呈递给我批阅，不用你们中书省了。这两件事到底引没引起胡惟庸警醒，没有记载。

1379年，大明发生了占城国进贡事件。就是占城国来进贡，汪广洋和胡惟庸竟然没有告诉朱元璋。事后这件事被捅了出来，朱元璋大怒，汪广洋和胡惟庸只好磕头谢罪，并把责任推给了礼部，而不甘背锅的礼部把责任又推给了中书省。这时，御史中丞涂节把胡惟庸毒死刘伯温的事情揭露出来，朱元璋问汪广洋，汪广洋说他不知道这件事。暴怒的朱元璋将汪广洋先是贬到海南，后又赐死。但是事情的主角胡惟庸当时却没有被治罪，直到第二年1380年因涂节再次说胡惟庸谋反被抓，没有审问，被抓当天就被处死了，随后3万多人被牵连诛杀，成为洪武大案之首。这里要强调一下，什么朱元璋去胡惟庸府看祥瑞，什么云奇告密，基本不实，《明史》中没有一点记载。

那么，胡惟庸的死到底冤不冤呢？多少有点冤。先说胡惟庸贪腐，那个官员不贪腐呢，靠着大明那点微薄的工资别说维持体面生活了，就是维持基本生活都难，不贪活不下去啊。说任用私人，培植自己的势力集团，从1373年开始，一直到1384年止，大明帝国就没有科举考试，官员的任用都是靠推举，谁会推举外人，谁不推举自己信得过的人呢，最后成为势力集团是必然结果。占城国进贡事件，汪广洋和胡惟庸完全是按照《大明会典》要求办的，不光是占城国，其他藩属国也是如此操作。朱元璋翻脸不认自己定下的制度，身为下属的胡惟庸只能自认倒霉。说胡惟庸谋反，因为他当天被处死，一份口供都没有，导致最后也是朱元璋一家之言，让人怀疑。

关于胡惟庸谋反一事，很多史学家都持怀疑态度，认为就是朱元璋的一个借口，彻底解决皇权与相权的斗争。清代人更是为这件事造了“凿空说鬼”一词，说胡惟庸谋反纯粹子虚乌有。

从朱元璋的角度出发，胡惟庸必须死。 历史 的经验证明，相权与皇权是对立关系，相权多一分，皇权就少一分。偏偏胡惟庸所代表的的相权已经威胁到了朱元璋的皇权。1370年，朱元璋安排浙东派的杨宪进入中书省担任丞相，杨宪因为自己哥哥杨希圣痛恨李善长，于是一进入中书省就开始诋毁李善长，挑起了权力斗争。这让朱元璋十分无奈，为了大局迅速处死了杨宪。但是李善长和胡惟庸抓住这个机会，将杨宪案硬是扯到浙东派头上，将浙东派击败。其结果是原来相互制衡的淮西派与浙东派，变成了一家独大的淮西集团，并架空了朱元璋的皇权。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怎么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呢。

要么不干，要干就干绝的朱元璋不想和相权扯皮，他要彻底废掉相权。但是他也明白，丞相这个职位存在了几千年，不是你朱皇帝一句话就废了的，要有一个好的理由。于是朱元璋选择了忍耐，从1370年一直忍到1380年，让胡惟庸折腾吧，让他得意吧，让他犯错吧，让世人痛恨他吧。直到1380年，朱元璋认为火候差不多了，一下子除掉胡惟庸，废掉丞相，将权力收回自己手中，并留下旨意，今后朱家任何皇位继位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和方式恢复丞相。

1380年，朱元璋在废除丞相制度后，立即着手收回军权，废除大都督府，建五军都督府，将军权一分为五，没有皇帝的命令，兵部无权指挥军队。随后是司法权，在朱元璋主导下也大变样。这样一来，皇权一家独大，任何可能威胁皇权的存在都被消灭。

洪武四大案分别都是什么，真相到底如何？

很多人都听说过宋朝不杀士大夫，其实是源于宋太祖于建隆三年(公元962年)立下的一个“誓约”：

“密镌一碑，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，谓之誓碑……誓词三行，一云：‘柴氏子孙有罪，不得加刑，纵犯谋逆，止于狱中赐尽，不得市曹刑戮，亦不得连坐支属。’一云：‘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。’一云：‘子孙有渝此誓者，天必殛之。’”（《避暑漫抄》陆游）

宋朝的皇帝对这一“祖宗成法”大体上遵照不渝，算得上例外的除了钦宗时期诛杀“六贼”（六贼只有王黼、梁师成、朱勔能算是例外，李彦、童贯是宦官，而蔡京为病逝）和高宗时期诛杀张邦昌以及陈东、欧阳澈两个书生。至于众所周知的风波亭“莫须有”冤杀忠良一案，其实也算不上违背祖训，毕竟岳飞等人是武将，而非士大夫。

要不是倒霉的赶上“靖康之耻”，“六贼”在宋朝奸臣中还真排不上号。宋朝算得上是最为善待士大夫的朝代，如果要找个反例，那就非明初洪武年间可比了。不幸投胎在这个倒霉时代的士大夫们，摊上倔老头朱重八这么个主儿，只能怨自己前世不修，生在洪武了。

老朱杀人都杀出花儿来了，比如剥皮楦草。洪武大帝杀起士大夫来，那是不分时间、地点、场合的，只跟心情与需要有关，因此相关事件数不胜数。比较大的几起如“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，十三年连坐胡党，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，二十三年罪妄言者。”都是“大戮官民，不分臧否。”（《明史·卷一百三十九·列传第二十七》）但是影响最大的还属洪武年间的“四大案”。

先按照时间顺序，简单说下“四大案”。

1、胡惟庸案。

胡惟庸，濠州定远人，于元至正十五年投到朱元璋麾下，吴元年晋为太常卿，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政知事，六年为丞相，十年后与汪广洋为左右相。

洪武十二年，占城使者入贡未奏一事案发，汪广洋被胡惟庸推出来当替罪羊被赐死。次年，御史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图谋造反，朱元璋将二人一同处死。

老胡挺惨，连幅正经画像都没传下来。之后，胡惟庸谋害刘基、妄传符瑞、勾结边将、外藩欲图谋反等事曝光，于是在洪武二十三年复追胡惟庸之案。陆仲亨、费聚、李善长、林贤、封续等皆被处死，株连受死者3万余人，其中含封侯者20多个，并颁《奸党录》于天下。此为洪武一大案。另插一句，胡惟庸也是中国两千年王朝史中的最后一位丞相。

2、空印案。

明沿元之故事，每年地方长官须遣官吏到京师户部，核对其所缴纳中央的钱粮、军需事宜。为免因为小的疏漏多次往返空耗时日，相关吏员往往持预先写成的空印文书到京办事，在查核无误后再加盖印信，并循为常例。

其实像空印案这种事，真要深究起来一抓一大把。洪武十五年（也有史载称是洪武九年），此事为朱元璋察觉，认为是官吏勾结作弊的欺君大罪，因此处死数百人，佐贰榜责充军者又有数百人。

此为洪武二大案。

3、郭桓案。

洪武十八年，朱元璋怀疑户部侍郎郭桓勾结吏部尚书赵瑁、刑部尚书王惠迪、工部侍郎麦至德等人贪盗官粮，下令“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，赃七百万，词连直省诸官吏，系死者数万人。核赃所寄借遍天下，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。”（《明史·卷第九十四》）。

此为洪武三大案。

4、蓝玉案。

蓝玉是胡惟庸的老乡、常遇春妻弟，勇敢善战，屡立战功，其中以捕鱼儿海大破北元而名震天下，官拜大将军、凉国公。

蓝玉最大的功绩就是捕鱼儿海一战，基本摧毁了北元小朝廷

蓝玉手握军权却骄横不法，屡次触怒朱元璋。洪武二十六年，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告发蓝玉谋反，于是朱元璋将蓝玉处斩、诛三族，并剥皮实草，传示各地。同时蓝玉的军中僚属因株连被杀者达1.5万人，因此被列入《逆臣录》的包括傅友德、冯胜、王弼等一公、十三侯、二伯。

此为洪武四大案。

再给“四大案”定性：虽然不能说全是冤案，但其实都挺冤的。

“四大案”中，“郭桓案”为经济案件，“空印案”为行政案件，另两起只能定性为屠戮功臣了。

郭桓案——郭桓或许不冤，但冤的是粮商富户。

郭桓案中，郭桓的罪状是利用职权，私吞太平、镇江等府的赋税和浙西的秋粮，还巧立名目中饱私囊，导致大明朝廷共损失粮食2400万担——这可是个极其可怕又不可思议的数字。毕竟在该案爆发的那一年，明朝全部的粮食产量才约为2089万担（《太祖实录》卷一七六）。虽然有史料记载（没找到出处）洪武二十六年官仓储粮达7180万担，但是一个小小的户部侍郎，就能侵吞掉大明朝将近30%的储粮，也太过夸张了一些。

朱元璋专权而且勤政，据说一天工作18个小时、处理近千份奏章。尤其是粮食作为定国之本，突然间少了一年的产量、近三分之一的储备这种天大的事情他怎么可能发现不了？即便有瞒报、漏报，可别忘了老朱可是特务干预政治的首创者，锦衣卫连大臣被老婆揍了都能查到、市场物价波动也是每日一报，怎么可能对郭桓贪盗如此之巨无动于衷？再说还有御史监察，那可都是些为了求名连命都可以不要的主儿，郭桓即便勾结，也不可能堵住所有人的嘴。

锦衣卫没有小说里传的那么神，但是想瞒过其耳目也非易事

所以，郭桓案很可能就是朱元璋的一个钓鱼游戏。

郭桓贪盗应该不假，被株连的高官也许不冤，“赃七百万”看上去也不离谱，但是窃以为“核赃所寄借遍天下，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”——那些被逼无奈为郭桓等人补空缺的粮商富户被定罪为了协同者、被杀头抄家才是老朱的目的：能一下子搜刮将近全国一年产量的粮食以补国用，朱元璋是不介意砍下几万颗脑袋的。而且老朱也不用担心因此身负恶名，杀掉该案的主审官吴庸以平民愤就行了，反正对于深谙帝王权术的朱元璋来说，臣子就是替他背锅的，而且还用之不竭，多好！

空印案——可能是朱元璋为了“杀鸡儆猴”下的一手闲棋。

翻资料，发现不少人认为空印案是朱元璋的学识和见识问题——说实话，对此说只能付之一笑，因为这种说法实在是太小看老朱了。

朱元璋出身微末，最开始可能大字都不认识几箩筐。不过老朱极其好学而且肯下苦功，在成事、尤其是称帝之后，他的学识即便说不上出类拔萃，但也非常人可比。在见识上，他虽然有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，但是寻常的治政理事根本不在话下，要说朱元璋不知道“元时，官府府于文有先署印，而后书者，谓之‘空印’，洪武建元以来，相沿未改”（《中外历史年表》，翦伯赞主编，由三联书店出版）这类故事，可能性基本没有。

能写出《咏菊》的老朱，谁敢说他没文化？

这类旧习虽属于未成文法，但是确实对于提高行政效率大有益处，若是相关官员事先呈报奏知，想必朱元璋也不会反对。可问题就出在两点——首先是相关官员没跟老朱提过这个茬儿，其次时间点比较敏感。两年前（洪武十三年）朱元璋刚刚斩了“不奏辄行”的胡惟庸，又罢左右丞相、废除中书省，摆明了是要削臣权、集君权，可是这帮不长眼的官儿们还敢以“旧习”为名自作主张，妄行“空印”之事，在老朱看来就是记吃不记打，属于再明显不过的“欺君”大罪了。

所以杀几百“长吏”、再充军几百人，应该是朱元璋的一招“杀鸡儆猴”——行“空印”事或许无错，但未禀明君上便妄自行事就是大罪。

这也算是老朱提前敲打了一下那些随他打天下、又随他治天下的功臣悍将——勿谓言之不预也，再不老实，下次宰掉的可就不是几个倒霉的“长吏”了。

胡惟庸案——朱元璋扫除集权路上的一块碍脚石。

老朱安在倒霉鬼胡惟庸身上的罪名一大堆，大体可以归纳为专权用事、任人唯亲、不奏辄行、阴杀大臣、妄传符瑞，而最严重的就是勾结边将、欲图谋反了。

还有那个神奇的太监云奇，能“预知胡惟庸逆谋，力阻高皇帝行驾，死瓜槌下”（《见闻杂记》），不惜一死揭穿了老胡的阴谋，也算是在大明王朝层出不穷的坏蛋太监中难得的一个正面典型了。

阉宦之祸是明朝政治特色，不过云奇这个太监似乎是臆造出来的

老胡这个人吧，才华是不用说的，骄横跋扈也可能是有的。不过他也算是朱元璋的老班底，跟在老朱屁股后边20多年，难道会不知道自己这位主公是个什么样的狠角色？ 在这种情况下还想造反，难道是嫌自己活得太长？

更何况想必老胡自己也明白“秀才造反，十年不成”的道理。

其实胡惟庸案说白了，就是老朱当上皇帝一开始搞的“复汉制、区胡汉”有点过火，他后悔了，所以要收臣权、集君权。

在朱元璋之前，皇帝想要集权在历代王朝中基本就是做梦

自科举制兴起，唐宋两朝的君权受到极大的抑制，“与士大夫共天下”成为当时君臣关系的真实写照。可是在好猜忌而且权力欲极大的朱元璋眼里，这却成了对于君权的极大侵犯，是对帝国稳定的极大威胁，所以必须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，彻底废除以宰相制度为代表的文官体制。

早在洪武十一年，朱元璋便已下令“奏事毋关白中书省”（《明史·卷二·太祖本纪》），次年杀右丞相汪广洋，再次年杀左丞相胡惟庸、罢左右丞相、废除中书省，其事由六部分理。十年后，再杀李善长、赵庸、朱亮祖等一公二十一侯，彻底摧毁了能对君权造成威胁的文官系统。洪武二十八年，老朱又对这个历经17年的大案做出总结，其实也道出了自己的初衷：

“自古三公论道，六卿分职。自秦始置丞相，不旋踵而亡。汉、唐、宋因之，虽有贤相，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。我朝罢相，设五府、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等衙门，分理天下事务，彼此颉颃，不敢相压，事皆朝廷总之，所以稳当。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，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，文武群臣即时劾奏，将犯人凌迟，全家处死。（《明会典·卷二·皇明祖训》）

所以什么专权、欺君、勾结、谋反不过是是个借口，以明朝刑讯之酷烈，三木之下，什么口供搞不出来？胡惟庸或许有罪，但最大的罪过，其实就是挡住了老朱集权的路罢了。

蓝玉案——太子朱标的陪葬品。

在没有蓝玉口供的情况下，《明史》和《明实录》将蓝玉谋反的证据归结为：其一为“玉不乐居宋、颖两公下，曰：‘我不堪太师耶。’”，就是嫌官小了；其二蓝玉认为“上疑我矣”。而《逆臣录》又给蓝玉添了几条罪状：蓝玉掌全国兵权，有造反的实力；太子刚死，太孙尚幼，压不住蓝玉；蓝玉手下很能打，而且听他的话；蓝玉的亲戚靖宁侯叶升被老朱杀了，所以他有造反的理由。

罪名是两条也好、六条也罢，其实大都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，甚至可以因此将老朱归于“预防犯罪”的优秀典型。不过爱说大实话的老朱终究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大嘴巴，一不小心把他掀起蓝玉案的真正原因说了出来，那就是太子刚死，而太孙尚幼。

朱标若不早死，明朝可能是另一个模样，而且应该会好得多

朱元璋自立吴王后就册封朱标为世子，并作为接班人培养了他27年。而蓝玉在洪武中后期受到老朱的重用并得以执掌兵权、屡建奇功，最大的原因就是蓝玉不但与朱标交好，而且对其忠心耿耿——也就是说，蓝玉是朱元璋留下辅佐太子朱标接班的。

如果朱标能够顺利接班，以其宽厚仁慈的性格及跟蓝玉的交情，后者想必应得善终，弄不好还能成为一代名臣良将留名青史。而以朱标的人望和能力，后来朱棣基本无望再搞什么“靖难”，而且就算打起来也未必是以蓝玉为首的一干猛将的对手。

可惜朱标早死，朱元璋立皇孙朱允炆为嗣，而年轻的朱允炆显然没有资格让蓝玉这帮骄兵悍将俯首帖耳。未除后患，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将其屠戮，对于朱元璋来说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。

所以四大案中，要说冤枉，还属蓝玉最冤。

另插一句，四大案中，除空印案外，其余三案举报人或是主审官，事后都被朱元璋砍了——说起卸磨杀驴，老朱真是一把好手。